金鲁贤主教(1916.6.20-2013.4.27),圣名类思,上海浦东金家巷人。1932年进修院,1938年入耶稣会,1945年5月19日晋铎,1946年毕业于上海徐家汇的耶稣会神学院,随后赴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罗马等地求学。1950年获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任徐家汇大修院院长等职。1982年任佘山修院院长。1985年晋牧。1988年任上海教区主教。生前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名誉主席,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和上海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名誉主任。
金鲁贤主教在其回忆录中说:吾之恩师桑神父于1883年生于法国,青年时,由于热爱中国,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前来我国做福传工作,先学习汉语,后学完神学晋升铎品,在上海浦东唐墓桥传教。后任震旦大学校长、上海耶稣会会长、上海教区副主教、扬州区总铎、徐汇神学院院长、徐汇总修院教授。他生前多次表示愿死在中国,天主俯听了他的祈祷,1955葬于广州。祝愿他的在天之灵为中国教会邀得更多的恩宠。
这段话虽是金鲁贤主教在简述他的恩师桑神父,但也可说是金主教在对自己的一生事业、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己的信仰与理想做一总结。金主教的确一生都在效法他的恩师桑神父。他多次回忆在国外求学时的情景,在年轻时代,就怀着报效祖国、努力建设中国的天主教会的心志。他曾说,1950年,在罗马读书毕业后,老师同学们都劝他别回国了,以他的才智,完全可以在国外做神父,中国已经不是国民党执政了,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是要消灭宗教的。他当时谢绝了那些好心人的挽留。他坚信,他是中国人,他的责任和使命是在中国,他不是为建设外国的教会,而是要回国,来建设中国的天主教会。当时,他的恩师让他学车,并要送他一辆车,好在他回国后,如果中国的天主教被打击、被消灭,他没有工作谋生,至少可以做出租车司机糊口。他也拒绝了。他相信天主自有圣意,他也信任他的祖国。
今天,如果对照当年金主教在国外时,那些外国友人对中国的认识,我们会发现差距是多么巨大。天主教没有在中国被消灭,相反,她是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合法宗教,党和政府也尊重和扶持合法的宗教。在金主教等老一辈爱国爱教的神长教友们呕心沥血的努力建设下,天主教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世人有目共睹。
有一年菲律宾的枢机主教辛海梅来访上海教区,并参观佘山修院,金主教作为佘山修院院长,尽地主之谊,亲自全程陪同,并作介绍。当辛海梅主教亲眼看到上海天主教会的发展,看到上海教会各项牧灵福传事业欣欣向荣的景象,尤其看到佘山修院年轻修士们精神饱满、热心祈祷的样子时,非常高兴,他也分享了菲律宾教会的情况。那段时期,两地教会不断发展交流,彼此增进认识与理解,因而两国之间的友谊也日益加深。辛海梅主教邀请佘山修院的几位修士在暑假时到菲律宾交流学习,金主教也欣然接受,选派了5位修士赴菲。菲律宾教会起初对中国教会不太了解,总以为中国教会很闭塞,很落后;然而,当几位满脸洋溢着年轻与朝气的修士走访他们的教会学校、堂区、修会、服务机构等团体时,他们对中国的天主教发展,才有了真正的认识。
这便是当时金主教主张的教会发展思路:“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去学习国外天主教会的发展与优长,学习他们的经验;请进来,让国外有学问、有经验的学者教授,来分享理论知识;走出去,也是为展示我们中国天主教会的面貌,向国外不了解中国教会的人士,介绍中国教会的现状;请进来,也是为让国外的友好人士,来亲眼目睹中国教会的发展。金主教自己也每年出国访问交流。在外国的教堂里主持弥撒讲道时,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来自中国,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以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每到一处,他总谈起中国教会的发展,邀请友好人士百闻不如一见,来中国看看。
金主教的这种爱国爱教的思想,也深深地扎根于神职人员的培育中。他邀请当时在佘山修院授课的张帆行老师谱写佘山修院院歌,歌中唱到:“莘莘学子蒙主特宠,捐弃俗尘务神功;爱国爱教互勉互助,群芳争妍春风中。猛攻学术关,健步圣德路,此心耿耿,忠贞不渝如劲松。”当时修院有160多位修士,在修院阶梯教室里济济一堂,清爽男声,齐声高歌,洪亮至极。这是他对佘山修院办学理念的体现。作为修院院长,他要培养的,是中国的神职人员,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教会,热爱自己的文化,热爱福传事业,有上进心的学生。
佘山修院创办三年后,1985年11月21日,在上海徐汇大堂,7位佘山修院的六品修士在挤满一堂的教友们面前,由张家树老主教委托金鲁贤主教祝圣为司铎。这是佘山修院开办以来举行的第一次晋铎典礼,是佘山修院的第一批成果,也是金主教在佘山修院中培育的第一批学生。这批学生中,有的现在已是教区主教,有的服务在牧灵福传的第一线,他们在不同教区、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秉承金主教的教导,和佘山修院的爱国爱教的精神,致力于牧灵福传事业。
金主教不仅对教会神职人员的信仰学识与爱国情操的培育非常注重,也对所有下一代怀有殷切希望。2003年12月19日,金主教参加福建省福安市民族实验小学光启综合教学楼的落成典礼。此楼为上海教区捐建。他看望学校里的少先队员们,对他们说:“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我们捐了一点点钱建了这所综合大楼,取名光启综合教学楼。光启是谁?你们可能不知道,他姓徐,上海徐家汇人,他是个大科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农业家,还是天主教徒。他一辈子爱国爱人民也爱教会,他是爱国爱教的榜样。他同时是个大官,但他是个清官,他死后留下的只是科学著作。我从小就很崇拜他。你们年纪小,可千万别看你们现在小,希望在你们身上,祖国的未来要托在你们身上。将来你们中会诞生大科学家,你们会像徐光启一样有大贡献。你们将来要爱国,热爱我们的祖国。你们生在福安,过着幸福平安的生活,将来你们中如果谁当了大领导,也要做个清官,领导人民创造幸福生活。”
金主教说话的特点是,没有书卷气,都如聊家常,但是,从他的话语中,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一种高尚风格和大家风范。他是天主教的主教,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形像。在他的思想中,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教会的欣欣向荣,是相辅相成的、相得益彰的。所以,他的爱国情操,不只是说在口上,写在纸上,而是实践在生活里,让所有跟他有过交流的人,都能感觉到这位老主教的一颗拳拳爱国心。
金主教的这些思想,都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他经历过祖国被蹂躏、身为亡国奴的悲惨岁月。他在1993年圣母升天瞻礼的弥撒讲道中,意味深长地回忆中国被日本侵略的那段苦难的时光,年轻一代体味不到什么是和平,什么叫侵略,什么叫做亡国奴。他说:“当‘八?一三’开始时,我是21岁的小青年,在徐汇中学教书。闸北地区的老百姓,因为他们的房屋都被炸毁了,只能拎着小包裹,人潮如涌。徐汇中学的大门开了,场上搭建草棚,吸收难民。看看多么可怜呀!本来极好的人家,有家庭,有工作,生活很好的,而今只有手里提着的小包裹,逃到租界里来。上万的人住在难民营地,还有其它地方的难民,几十万人没有家,一切都毁了。当时徐汇中学的校长张家树神父让人准备了稀饭与大饼给难民解决一日三餐。多少时间,难民们过着凄惨的生活,学校开不成了。”金主教叹息道:“不但上海如此,整个中国如此。一旦国家弱了,一旦侵略军进来了,便没有了和平;老百姓也开始受苦了。我们现在享受和平,但我们要知道,想侵略我们、奴役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屠杀我们两千万中国人的国家至今还不肯认错呢!还自以为做得对。如果以为自己做得对,就要重复这些事了。”
这些他亲身经历的事件,是他青年时代所接受的人生中重要的教育课。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苦难日子,所以在爱国主义的思想上、觉悟上,不能跟像金主教那样的老一辈主教神长相比。但是,珍惜和平,共同建设美好的祖国、和谐的家园,努力传扬基督的福音,建设教会,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与使命。现在我们的国家在新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我们所面对的,不再是金主教年轻的时候所遭遇的。正如金主教在1995年的牧函中说:“我们处于升平的世界,我国人民享受长期的和平,我们在感谢天主之余,也应该感谢国家领导人,为他们祈祷,求天主圣神保佑他们,光照他们。我们自己应为国家的团结,社会的安定做出贡献,决不搞分裂,决不制造矛盾。人民的生活日见改善,这是好事,天主原本要我们共同富裕起来。耶稣反对的是贫富不均,而不是反对以劳动、以公平的手段致富。我们要鼓励信徒群众和全国人民一起‘奔小康’,使小康的生活更为宽裕,富裕后应想着人家,帮助人家。我们积极活现世的生活,同时追求来世的永福。”
金主教的话语,时时处处反应出他心中不只是装着教会,更装着自己的祖国。一个主教和一个中国人,这双重身份,在他身上,随着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也变得越来越不可分割、牢不可破。
今天,在金主教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重新翻开他的著作细细阅读,细细体味他的思想和他的心情,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他经历的不凡,他思想的深刻,和他胸襟的开阔。他几乎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他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国家刻意挑剔,他总是在思考并努力以自己的主教身份和能力为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和谐安定做点什么;他对教会的分裂和教会内部的问题常痛心疾首,想方设法加以改善,并时时为之祈祷,但是对别人对他的不理解、谩骂、人身攻击,淡然处之、一笑了之、甚至以德报怨,从来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是带领上海的信徒们善度虔敬热诚的信仰生活,与信徒们一起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建设和谐平安的社会、建设康乐幸福的家庭,不要让信徒们与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相反,要使信徒们成为地上盐、世上光,成为国家公民中的模范。这一点,我们在金主教身上,逐渐体味出来。我们也认识到,这是我们这一代天主教教友,或者是身负牧灵福传事业之责的神职人员,应该有的思想高度,人生理想,和信仰使命。(本刊编辑)